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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说亚圣——孟子【张西庆】

话说亚圣——孟子

孟子(约前372——前289)战国时思想家。名轲,字子舆,今山东省邹县人。就业于曾子之徒孔子之孙子思(孔仍)门下,被称谓思孟学派,代表孔门儒学嫡系正宗。

孟子幼时受其母“三迁”之教,遂投子思门下,得儒学真传,乃儒学最忠实的门徒。后世将其学说与孔子学说并称谓“孔孟之道”,称其人谓亚圣。因此,讲孟子往往避不开孔子。

孔子一生收徒三千人,其中精通“六艺”、学业有成、名垂青史者七十二人,更有颜渊、子贡等所谓孔门十哲,被后世追封为公侯爵位,立庙塑像,四时奉祀,享受人间烟火。孔子死后,其高徒们奔赴各国,或做官或讲学,以其所讲各有侧重,一时形成诸多儒家学派。有的演变为法家、兵家、阴阳家等。唯曾子儒学一派传至子思再传孟子,孟子得孔学精髓而大加发挥。尧舜禹汤、文武周公之大道传至孔子,再传至孟,孟子之后再无传承。所以后儒认为,要学孔子儒学大道,必自孟子始。学孔子之道,必学孟子,可见人们已把孔孟之道合为一体了。

北宋大儒程颢程颐二弟兄认为,孟子对儒学的最大贡献是发挥了孔子的仁学主张。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一个“仁”字,孟子发展为“仁义”二字。本人从小熟读四书,五经虽未读完,也读过几部。其中我最爱读的是《孟子》。因为《孟子》富有文采,读起来琅琅上口。历经几十年的教学和研究,对于他反对侵略战争、民重君轻等思想主张乃至他所倡导的“浩然之气”都十分赞赏。

孟子与孔子一样都有复古倒退思想。孔子一心要恢复西周等级制度,孟子更是要恢复殷朝井田制度。所以他们也都只能落得个“道不行”的悲剧命运。

孟子为了传其道,也与孔子一样周游过好几个国家,尽管他不像孔子那样到处狼狈窘迫,并凭着那三寸不烂之舌将其产品——仁政炫耀得天花乱坠,可就是找不到买主。凡他接触的国君、强者如齐宣王、梁惠王,表面对他十分恭维,背过脸仍坚持自己的老一套——霸道。滕定公、滕文公虽赞赏其道,但国家弱小,无力推行。最后他自认为宝贝似的仁政理论,只能揣在怀里自我欣赏。

孟子在个性与风格上与孔子截然不同。孔子待人接物十分谦恭,特别是在大人物面前,总是礼让有加,毕恭毕敬。为了跑官连对作风淫乱的卫君夫人南子他都进其帷帐面北而施大礼,甚至坐在南子的副车上跟着她到处游逛、招摇过市,连其弟子子路都嫌丢人而向老师提出强烈抗议。与孔子相反,他性有些狂,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。那些大国之君如齐宣王、梁惠王,他庭斥之如斥三尺小童。在他眼里,除了孔子值得学习值得尊重之外,再没有第二个人。他曾大言不惭地说:如果想让天下大治,“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也”!他已把自己当做救世主了。

可惜呀,孟子却不懂得“自古大材难为用”的浅显道理。

孟子的另一个特点是好辩。有人当面问他:为什么人们都说你好辩呢?孟子回答:予岂好辩哉,予不得已也。予为,孟子好辩确实是有其客观原因的。(后边再讲)

 

有仁义而已矣 何必曰利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梁惠王为了强国高薪招聘人才。孟子闻风而动到了魏国。梁惠王喜出望外出门相迎,紧紧握住孟子的双手说:“叟,不远千里而来,道将有利于吾国乎?”

孟子把脸一沉,说道:“王,何必曰利?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有了“仁义”就有了一切。你一心利国,大臣们一心利家,百姓们一心只想利于自身,上下都在相互争利,失去仁义之心,必然造成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的混乱局面,你的国就十分危险了。我劝你以后要多讲政治、讲正气、讲道德、讲仁义才好。

三字经里曾说:“孟子者,七篇止,讲道德,说仁义。”这可一点不假,孟子确实是满口仁义道德。但他讲得巧妙,常讲常新,总能引人入胜。而梁惠王脑中根本没有仁义的理念,一心想的都是争霸图强。所以,第一次见面就弄得如此尴尬。在以后的日子里两者相处若即若离,都有鸡肋之感。梁惠王想:孟子毕竟名气太大,得罪不得。如果离我而去了别国,肯定对魏国不利,只得将他挽留下来。

一次,   梁惠王向孟子表示:“愿安承教。”

孟子反问道:“用棍子杀人与用刀杀人有何不同?”

梁惠王答:“没有什么区别。”

再问:“以刀与政(杀人)有什么不同?”

答:“也没有什么区别。”

然后孟子说:“(你)疱有肥肉,厩有肥马,民有饥色,野有饿殍。”如此盘剥百姓而养禽兽,犹如驱赶禽兽去吃人,怎么能做民之父母(官)呢?

书上没有写,我真不知梁惠王该如何回答。

一次梁惠王给孟子说:当前我所处的国际环境太险恶了,晋、齐、秦、楚都是超级大国。从我继王位以来,东败于齐,长子被掳,西割地于秦七百里,南与楚战,失去七城。我很想为死者报仇雪恨,但不知该如何做为。

孟子告诉他,只有行仁政,省刑罪、薄税敛,农忙时耕作、农闲进行教育,使民入能养父母,出能事长上。一旦形势需要,国家一个号召,全民皆兵,即使用扫帚棍棒,也能打败现代化武装的敌人。你应相信“仁者无敌”的真理。

正当孟子与惠王密切交往之际,惠王却一命呜呼。他的儿子继位称襄王。因为都是熟人,梁襄王也向孟子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他说:当今列国纷争,天下怎样能够平定呢?孟子答:能把各国统一起来天下自会太平。再问:什么人能够统一呢?孟子答:不好杀人(不喜欢战争),实行仁政者能够统一。三问:即使要实行仁政,在各国对其土地和人民严格控制之下,谁会跟随你为实现统一事业而奋斗呢?于是在这节骨眼上孟子展开了对仁政威力的论证:

孟子认为:当今之世列国争霸,暴政横行,各国百姓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,就像干旱季节行将枯萎的禾苗盼望甘雨一样。此时你若推行仁政,天下百姓都会积极响应,甚至那些暴君也会赶着他的百姓归附于你的(为汤武驱民说),那时犹如山洪暴发之势,谁也无法抗拒。

战国时期和今天的国际形势相似。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都想争当霸主,将列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。齐国是超级大国之一,齐宣王为了争霸,在其首都临淄城外扩建稷下学宫,招揽天下精英为其出谋划策。孟子就是稷下学宫中出类拔萃之士,被聘为上卿,享受着万钟粟的高薪待遇。

一次,齐宣王要孟子给其讲齐桓公、晋文公称霸的故事,实际是想用霸道统一天下。孟子一听就来了火气。他说:作为仲尼之徒,我没听说过齐桓晋文称霸之事,我只知实行仁政,保民而王,可以无敌于天下。

       齐宣王比较灵活,心想管它霸道王道,只要有道理,我听听只有好处、没有害处。于是就问:像你我这样可以实行仁政吗?

       孟子回答:通过一件小事我就认为你是能够实行仁政的国君。我听说你曾经用一只羊换来了别人的一头牛,有这样的事吗?

       宣点头承认,红着脸说:那是个偶然的机会,我看到一个人牵着一头掉着眼泪浑身发抖的牛,我问其由来,那人说要杀这头牛,用它的血去衅钟。我说:此牛无罪而杀之,太可怜人了,你放过它吧!他说:那钟可以不衅吗?我想钟是祭器,怎能不衅呢!于是就用一只羊把牛换了过来。没想到此事传了出去,百姓们都认为我以小易大,是贪财的行为!你想,齐国再小再穷,我也不会去贪一头牛的便宜呀!

       孟子安慰道:请王别难过,此事对你并无伤害,怜悯之心正是实行仁政的基本条件。

       宣王说:现在你提起羊易牛这件事,我还心痛不已。以我这样的柔弱心肠去推行王道、仁政,恐怕差距太大了吧?

       孟子笑道:如果有人告诉你,说他力大可举起千钧之重,却举不动一片羽毛;他的视力可以看清秋毫之末端,却看不见眼前的一车薪。你能赞同他的说法吗?宣王的回答是否定的。

       孟子乘势反证:王既有恻隐之心,恩足以及禽兽却不能施诸百姓,这是为什么呢?前者一羽之不能举,是他不用力;车薪之不见,是他根本不睁眼去看;百姓不能得温饱,是你没施恩于他们;仁政、王道不能实现,是你根本没有执行,这并不是没能力实行仁政啊!

       孟子为什么要极力推行仁政主张呢?

       孟子认为,在战争频仍的兼并时代,唯仁政才是治国的良方,民富国强,是天下安定的保障,安居乐业更是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。

       为了推行仁政,孟子还对实施仁政的方法、步骤作了说明,甚至连实行仁政的未来前景也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。

       首先统治者要从仁心出发,做到“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”。这样可以实现人际和谐。

       其次是制民之产。有恒产者有恒心,无恒产者无恒心。若无恒心,就要做坏事,官府就对他行刑,这样的官就不是好官。只有制定明确的管理制度,使耕作不违农时,就有吃不完的粮食;细网不进池塘,就有吃不尽的鱼虾;不乱砍伐山林,就有用不尽的木材。这样百姓就无养生葬死之忧,王道的效果就初步显现出来了。

       在经营方式上,孟子主张恢复殷周时期的井田制度,中间大区为公田,公田共耕,收入归国家。周围八小区为私田(自留地),私田中划出五亩之宅,树之以桑,各养家畜。这样人到五十就可穿丝织的衣服,七十岁就能常吃些肉,斑白者没有负重行路之苦。这样丰年能保证全家温饱,欠年也免遭饿死。在百姓生活安定的基础上再进行文化教育,使人人懂得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。这就是仁政所追求的境界。

孟子认为要达到以上境界,也就实现了孔子梦寐以求的道——“王道”(仁政),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。这个道理是完全正确的,但不适用于战国时代的政治背景。就像今天,我国虽倡导和谐国际关系,但,没有强大的军队行吗?从而看出孟子的思想过于“迂腐”。

 

王顾左右而言他

 

孟子认为:王道与霸道是根本对立的政治体系。行王道就要爱民、保民,行霸道就要发动战争、就要杀人。所以他颂扬王道、反对霸道。

齐宣王也算行有为之君。他信奉的却是霸道,一心想称霸于诸侯。他不好意思反驳孟老夫子,便提出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:

“汤放桀,武王伐纣,有诸?”孟子说有。宣心里说,这回你可掉进圈套了,接着逼问:“臣弑其君可乎?”

岂知孟子毕竟是“亚圣”,很有城府,随口答道:“贼仁者谓之贼,贼义者为之残,残贼之为谓之一夫。闻诛一夫纣矣,未闻弑君也。”

孟子的话有理有力,斩钉截铁。这几乎是指着齐宣王的鼻子在骂:你要行霸道残仁道,你就是独夫、民贼。就会落得夏桀殷纣王的下场!

齐宣王惊呆了,咚的一声坐到椅子里,不得不老实求救了。口中嘟囔道:现在很多诸侯都谋攻齐国,我该怎样应付啊?

孟子以讥讽的语气说:我听说汤以七十里之地而能统一天下,未听说过拥有千里之地的国君(指齐宣王)而害怕别国讨伐他。汤发动统一战争时,东面而行西夷怨,南面而征北狄怨。他们都希望汤先去解放他们。你想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。

孟子除了内施仁政,还讲了睦邻外交的原则,宣王听了赞不绝口。孟子借机问道:“王如善之,则何为不行?”

宣王千方百计又找遁词,说什么自身既“好勇”,又“好货”、“好色”……简直把自己说成是甘居堕落,不能成器的人,就是不愿正面回答孟子的问题。

岂料孟子层层推进、环环相扣,就是抓住不放。对宣王连声夸赞:你身上这些所谓的毛病,实际都是圣王不可或缺的优点呀!如果真的如此,就教百姓都好勇,不受人欺;你贪财,也让百姓勤劳生产,过上富裕生活;你好色,也使百姓能享受到浪漫的爱情生活。只要能与百姓同甘共苦,百姓自然像对父母一样拥戴你,你的国家就实现了王道盛世啊!

说到此处,孟子把话锋一转问道:听说你的一位大臣要到楚国去旅游,就委托一位朋友代为照顾家庭、妻子。等他从楚国返回后,看到妻子都快冻饿而死了。他该怎样对待这位朋友呢?宣王答:朋友不义,应当与之断交。孟子又说:你朝里有位法官,根本就不从事治法理民。该怎么办?宣王答:我撤他的职。孟子又说:你们齐国地大人众,资源丰富,可就是治理不好,该怎么办?……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。

孟子在齐宣王那里享受着上卿的待遇——黄金百斤、粟万钟,却没任实职,不担任何责任和风险。酒足饭饱之后,仅仅陪宣王闲逛聊天。高兴时哈哈一笑,不高兴时就指天骂娘。大家想想,他能在齐国久呆吗?他真的不懂“自古大才难为用”啊!

 

天时不如地利

 

中国纪年常以朝称,而从西周之后到秦朝统一,也就是从公元前770年到前221年之间的550年为何被称作春秋战国呢?有人这样解释说:那时的人好打仗,春秋二季天气不冷不热,最适合兴兵打仗,所以那个时代战争特别多,后人就称之为春秋战国。尽管这种说法天真可笑,倒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——多战争。

周武王灭殷之后统一了中国,在其广大的国土上,按公、侯、伯、子不同等级将其亲族、功臣分封了几百个小国,统由中央周天子管辖。由于所封国家本就大小不等,气候条件、自然环境,乃至管理水平各异,政治经济发展很快拉开了距离。大压小,强欺弱,掠土、抢财,甚至灭其国的兼并战争连年不断,“争地一战,杀人盈野;争城一战,杀人盈城”,连周王室也常遭强大诸侯的掠夺和凌辱。所以,孟子说的“春秋无义战”,就是对这些战争性质的高度概括。这些战争既破坏了尧舜禹汤、文武周公仁政、王道的优良传统,也给百姓造成了不尽的灾难,所以孟子对这些兼并战争是深恶痛绝的。包括被人们称道的齐桓晋文,他都嗤之以鼻,甚至公然骂道:“五霸者,三王之罪人也;今之诸侯,五霸之罪人也;今之大夫,诸侯之罪人也。”现在的人,能为国君开疆辟土、聚敛财富的被称为良臣,战必胜、攻必克的被视为良将,实际都是些助纣为虐的民贼。有些跑官者(指兵家)到处自我宣扬:“我善领兵,我善打仗。”我看他就是十恶不赦的罪人!这些个“善战者”都应当“受上刑”。

以上可见孟子的反战思想非常强烈,似乎反对所有的战争。但从他“春秋无义战”一语进行推敲,他对正义战争还是拥护的,如对汤放桀、武王伐纣的战争还热情的歌颂呢!可见,孟子的战争观不仅明确,而且也是比较正确的。

孟子在齐虽为上卿却无实职,手中无任何权利。虽能在齐王面前发议论、提建议,但听不听由王自取。更多时间是给弟子们授课或在学宫中与学者们研讨问题、争论是非。兴致起时也会将自己的真知灼见写成文章。“天时不如地利”就是他的传世名著之一。其文曰:

“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。三里之城,七里之郭,环而攻之而不胜。夫环而攻之,必有得天时者矣;然而不胜者,是天时不如地利也。

城非不高也,池非不深也,兵革非不坚利也,米粟非不多也;委而去之,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

故曰:域民不以封疆之界,固国不以山溪之险,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。得道者多助,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,亲戚畔之,多助之至,天下顺之。以天下之所顺,攻亲戚之所畔,故君子有不战,战必胜矣。

孟子用159个字对影响战争胜负的三大要素——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及其在战争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论证,并得出十分正确的结论,堪为我国最早、最完美的一篇战争论文,对于战役、战略都具有指导意义。诸葛亮出陇中,辅佐既失天时又无寸土的刘备,仅靠“人和”就为他创立了半壁江山,也算是对孟子战争观的验证。两千多年后的毛泽东,更是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读读他的《论持久战》,不禁令人瞠目结舌。它哪像对抗日战争初期的预先评估,简直就是战后的全面总结!毛泽东毕生指挥大小战斗、战役数千次,消灭敌人数百万,而自身却未挂过一次彩。被世人誉为“用兵如神”,并被列为古今中外十大军事家之首。究其原因:毛泽东所领导的战争都是以正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。

当今世界与孟子所处的战国形势极为相似。一些大国、强国为争霸权,不顾人民死活,争相研制新武器,似乎杀伤力越大越好,甚至不惜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。这些人与两千多年前的孟子相比,不是蠢驴也是疯子!历任美国总统看似是不可一世的世界霸王,其实都是他背后财团的奴仆、工具。他如果不善于发动战争,让其老板无钱可赚,老板马上就会卸磨杀驴。美国历史上有七位总统都是被刺杀在任上的。其案件的结局又是惊人的相似,不是凶手无踪,就是神经病患者,根本不负法律责任,总统之死算是白死!

 

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

 

孟子学说中最宝贵的是他的民本思想。前面讲过的“王道”、“仁政”、反对掠夺战争等内容中处处渗透着民本思想的因素。而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一语是孟子民本思想最集中的表现。

孟子活了八十多岁,一生中他看到和听到不少国家兴衰的历程,从中觉察到民心向背决定着国家的兴亡。他总结,夏商周三代得天下的经验是实行了仁政,而失天下的教训恰恰又因失去了仁政。于是他警告当代国君们:“暴其民甚,则身弑国亡,不甚,则身危国削。”得民心者得天下,失民心者失天下。两国交战,你的兵再多,城防再坚固、武器装备再精良、军粮再充足,一遇敌人,你的军队丢下城池甚至武器就逃跑了,怎能不失败呢?(解放战争例)暴政之下,军民交恶,国君视民如土芥,则民视君如寇仇。夏桀暴虐,民不堪其苦,把他比作毒烈的太阳诅咒他:你这毒烈的太阳,何时才能灭亡啊!你若要亡,我愿与你同归于尽。君民如此对立,他怎能不亡?

孟子认为:“土地、人民、政事”是国家的三宝,要想得到土地,就要先得民心,争取人民的拥护;要想得民心,就要尽职尽责搞好政事,想百姓之所想,急百姓之所急。使百姓经济富余、生活安定,自然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,国家自然会兴旺发达,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

孟子认为,争取民心是政治得失的关键,民心向背,是战争正义与否的标准,也是国家存亡的决定因素,因此,必须把重民放在治国的首位。

千万不要弄错,孟子说的民重君轻绝对不是要改天换地把两者的地位颠倒过来,不是要统治者把百姓举在自己头上来供奉。他曾说:“或劳心,或劳力,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。治于人者食人,治人者食于人,天下之道义也。”他认为劳心者(统治者)与劳力者(百姓)的分工是天生命定的。劳心者就是要统制劳力者,劳力者就得被劳心者统制。劳力者应该有养活劳心者的义务,劳心者也应有被养活的权利。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道理。

孟子之所以要求统治者行仁政、薄税敛,是要使百姓能够活下去,能继续发展生产,创造更多的财富,提供统治者更好的、永久的享用。如果竭泽而渔,使百姓命都难保,统治者不仅什么都得不到,百姓甚至会起来造反,把他从统治的宝座上拉下来,落得夏桀、殷纣的下场。

说到底,孟子毕竟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,他的仁政、王道、保民、重民的主张,都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。如果说它有什么进步性,那就是在他这种主张指导下,百姓还能继续生存下去而已。

 

人无不善 水无不下

 

    人性是中国古代哲学最基本的命题之一。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,战国时共有三种观点:一是告子的“无善无不善”说;二是孟子的“性无不善”说;三是稍后荀子的“性恶”说。由于荀子生活时期稍后,未参与过与告子、孟子的直接辩论,这里不再讲他。

    首先是告子提出了自己的“无善无不善”说,孟子生性好辩,出于应战才提出“性无不善”说。由此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论战。

    告子曰:“性,犹杞柳也,义,犹桮棬也;以人性为仁义,犹以杞柳为桮棬。” 意思是:人性就其本性来说完全是自然的,作为善性的仁义,则是人为的加工(培养)而成,人把它编织成什么器具就是什么器具,原本是不分善与不善的。

孟子反驳道:“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?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?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,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?”你能顺杞柳的自然特性使之成为器具吗?一定是先经砍削,再经编织才成器具的。那么对于人,你也得先将其砍削之后再强行拉向仁义之路吗?以后的人谁还敢去向仁义的目标呢?你的话简直是在祸害仁义呀!

告子马上又举一例,他说:“性, 犹湍水也,决诸东方则东流,决诸西方则西流。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,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。”此例生动形象,极有说服力。

孟子不愧为善辩之士,他硬是从鸡蛋里跳出了骨头,立即反驳道:“水信无分于东西,(然)无分于上下乎?人性之善也,犹水之就下也。人无有不善,水无有不下。”尽管用力一击,可使之飞溅过顶,也可设法使之上山,却改变不了它的本性,最终还是要下的。对人,你可以逼他暂时去做坏事,却难改他向善的本性。(真的如此吗?)

其实,关于人性,究竟是天生就善(孟子),或无善无不善(告子),或天生就恶(荀子),古往今来谁也说不清,谁也不能为之公断。笔者更不敢妄加评论。我只想说,在这里我领略了孟子的雄辩风范,佩服他的学识渊博。不管你提出什么问题,他都犹如成竹在胸、能从容应对,就像是精通十八般武器的武士,不管你提出和他比拳脚、比棍棒、或是比刀枪,他总让人先出招,并能轻易破解。告子其人,从性情、言辞看,可能出自墨家学派,也算得上能辨之士,知识功底并不浅薄,虽也持之有据、言之成理,但却不是掉进孟子的陷阱,就是被点中穴。“水信无分于东西,(然)无分于上下乎?”轻轻一诘,任何人都不得不服输。当然,孟子这段言论,也不是没有漏洞:首先他小时其母的“三迁”之举,其次是他的戕贼而后以为仁义之驳,明显是在强词夺理。也就是告子,还真的另有话说。

告子说:“食色性也。仁内也,非外也。义外也,非内也。”意思是,人性之无善无不善,就像人的食欲一样,甜酸苦辣各有所好。又像对各种色调一样,赤橙黄绿青蓝紫各有偏爱。至于仁和义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,仁存在于内心不可外现,而义则是行之于外的,所谓义举,是通过一系列行动表现出来,是能为人看得见、感受得到的。

告子之说可谓顺理成章,而且颇合乎生活实际、通俗易懂。连当时坐在孟子旁边的他的学生公都子都被说服了,而且还举出了些实例和自己的老师讨论起来。

公都子说:人性确如告子所说是无分善与不善的。舜有父亲瞽叟、异母弟象性皆不善;殷纣王有叔父箕子、比干、庶兄微子皆为贤臣。老师你说“人性皆善”,这怎么说得通呢?

公都子说的都是真人真事,而且善恶分明,再用“人性皆善”的老话很难忽悠过去了。

孟子见自己的学生和告子站在了同一战线,弄不好形成窝里斗就不光彩了。于是他不再用过激的、反诘的言辞回敬对方,而是把话锋稍加偏转,再引入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,本着性善的主体大讲特讲起来。

先驳告子“食色性”说:人的口味虽有不同,但追求的都是美味,都期盼吃易牙烹调的佳肴;目之喜欢颜色亦然,子都乃天下美人儿,人人悦而见之;这和天下人都爱听师旷所奏所赏的乐曲,都爱听圣人所讲的仁义道理一样,都说明人的本性是善的;再对公都子。孟子认为:就瞽叟、象与纣王天生的本性是可以为善的,而他们却不为善,这不是他们天资的过错。(偷换主题)因为“恻隐之心,人皆有之”,这就是仁;“羞恶之心,人皆有之”,这就是义;“恭敬之心,人皆有之”,这就是礼;“是非之心,人皆有之”,这就是智。仁、义、礼、智四种优良品质都是人心所固有的本性,都不能由外强行注入(有违其母择邻而处之举),所以人的本性都是善的,人们只要不断的从其本性出发去寻求去培养仁义礼智的美德,就一定能实现完美的人生。在讲“恻隐之心”时,他还以己为例说:“鱼,我所欲也,熊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,舍鱼而取熊掌者也;生,我所欲也,义,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,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……所欲有甚于生者,所恶有甚于死者,非独圣贤者有是心也,人皆有之。”比如“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,皆有怵惕恻隐之心,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,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,非恶其声而然也。由是观之,无恻隐之心,非人也;无羞恶之心,非人也;无辞让之心,非人也;无是非之心,非人也。” 孟子认为,这种怵惕恻隐之心,是出自真心真性,说明人性纯真与善良。

 

我善养吾浩然之气

 

从前几节所讲我们知道,孟子的哲学不外乎两大部分,一是政治哲学——仁政,二是人生哲学——性善。除此之外,孟子还身怀两大特长:一是能言善辩(已讲过),二是善养浩然之气。

公孙丑(孟子的弟子)曾经问道:“夫子恶乎长?”孟子随口答: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再问:“何谓浩然之气?”答:“难言也。”

“难言”二字回答得高,实在是高!两个字的内含既复杂又巧妙。说它复杂,一是孟子的心情复杂,他真的不知如何作答,但又不能不答,不答自己会被看低,有失老师的尊严;二是说“浩然之气”内容复杂,三言两语难以说清,说了你也难懂。说它巧妙,是难说二字的作用巧妙——既保护了自己又忽悠了对方,使之不再追问。其作用如同“一言难尽”、“说来话长”一样。

究竟什么是浩然之气呢?

孟子解释说:作为浩然之气,就是“至大至刚”之气,靠自身坚持修炼培养就能“充塞于天地之间”,再有道义与之配合,能使人行事勇敢果断而无所畏惧。若失去道义,则心亏胆虚,如皮球之泄气,再无弹跳之力。

看起来上文并非给浩然之气下的定义,只是他对培养浩然之气的体会和感受。

孟子说他练的浩然之气“至大至刚”。意思是说那是充满正义、符合道德的正气。所谓“塞于天地之间”,是说这种阳刚之气能够壮山河、冲霄汉。养成浩然之气,就使人具有“富贵不能淫、贫贱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”的品质。

如果要给浩然之气下个定义,那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“浩然正气”。这是孟子为中华民族留下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。几千年来,有许多民族英雄如苏武、文天祥、吉鸿昌等,他们身上都充满了浩然正气。浩然之气在日常生活中则表现为先公后私、先人后己的优良品质。如杜甫晚年,生活十分窘迫,所住茅屋上的茅草被秋风刮得乱飞,又被村童抢拾而去,在他“口干舌燥呼不得”的情况下还能想到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使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人皆为之哀叹,他却发出如此豪气,实在感人至深!

 

予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


       自春秋到战国,周室衰落,礼乐崩坏,诸侯兼并,社会动乱,大批知识阶层争相以自己的思想主张改造社会,于是出现了儒家、墨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兵家、农家、名家、阴阳家等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。

       齐国是当时的超级大国,齐威王时为了争揽人才,在其首都临淄西门外兴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稷下学宫,设立百家讲坛,吸引天下学者云集于此前来讲学,著书立说,孟子就是其中之一。由于各家观点不同,争论是常有的事。为了树立自己,难倒对方,形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之风,产生了许多经典著作,也培养了学者们辩论的口才,孟子更是其中出类拔萃的雄辩家之一。

       一次,公都子直言相问:“外人皆称夫子好辩,敢问何也?”孟子也直言相告:“予岂好辩哉?予不得已也。”

    接着,孟子从历史到现实陈述了自己被逼应辩的原因:自春秋以来,“世道衰微,邪说暴行有作。臣弑其君者有之,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,作春秋……而乱臣贼子惧。”……如今,“圣王不作,诸侯放恣,处士横议,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。天下之言,不归杨,则归墨。杨氏为我是无君也,墨氏兼爱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,是禽兽也……吾为此惧,闲(卫)先圣之道,拒杨墨,放(驱)淫辞,邪说者不得作……我亦欲正人心,息邪说,距诐行,放淫辞,以承三圣者。岂好辩哉,予不得已也。能言距杨墨者,圣人之徒也。”

    在孟子看来,当时淫辞邪说横行,“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”,杨朱墨翟已成为圣王之道的大敌。孟子凭借他的“浩然之气”,以铲除杨朱墨翟的影响为己任,就其个人品质来说,算得上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!

孟子之所以浩然之气长存,是因为他有坚定的信仰——仁政与王道,他曾说:“天下有道,以道殉身,天下无道,以身殉道。”意思是,有道之世,应为行道鞠躬尽瘁,无道之世,则应为捍卫道义而牺牲。作为个人品质而言,孟子确实令人景仰。

孟子一生都在为推行仁政、捍卫王道而奔波、而鼓呼。他深深懂得政治舆论的重要性,他也善于坚持政治原则,注意舆论导向。假如(当然不能假设)他能走上仕途,一定是位了不起的政治家。(例:19世纪60年代中共九评苏共中央“公开信”)

孟子不是好辩而是善辩。好辩不是长处,善辩才算本事。这也和战争一样,蒋介石非常好战,尤其好内战。他一天不打内战就睡不着觉、吃不下饭。可他又不善战,每战必败。四年解放战争中,作为国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充其量不过是位优秀的运输队长,将其飞机大炮、美式装备,甚至连着800万将士也都送交给共产党,最后只身逃往海岛台湾。孟子不然,他基本上是每辩必胜的。他有一套辩胜论敌的妙方。

孟子在向学生公孙丑介绍自己的特长时说,除善养浩然之气外就是知言。何谓知言?孟子解释说:辩论的基本功有四点:“诐辞知其所蔽,淫辞知其所陷,邪辞知其所离,遁辞知其所穷。”意思是对方语言偏颇,就先找准他的病根,对症下药;对方语言放荡不羁,就要弄清他为何所陷;对方讲歪理邪说,就要找到他从哪里邪起,将邪到哪里去;对方说话躲躲闪闪,逃避正题,就要找准他理屈在什么地方。总之,要看准对方的弱点,猛击其要害,自然就能战胜对方,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。这实在是辩术经典!

同学们,你们到职业技术学院来,目的就是学些技能,谋个理想的职业,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为了实现你的美好愿望,这里再次向你建议,除学习专业知识技能外,一定还要抽出些时间,哪怕少上几次网,也要读一读《孟子》这本书。

一提到读古代经典,不少人会感到头疼,认为文言文艰涩难懂。根据本人的体会,《孟子》在诸经典中是最易读懂的,因为其大部分是对话的体裁,口语化极强,读起来琅琅上口,既易理解,又好记忆。尽管在诸经典中它也算是一部大书,但,总共才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,即使通背下来,也不需要几多时日,何况你又不参加科举考试,只用择其善而读之即可。我相信,它对你一定会有所帮助的。比如你能学一学他的辩术,锻炼一下口才,在当今的就业竞争中,也许你就能成为强者。从长远看,好口才也是你一生用之不竭的财富。

当然我还要提醒大家,《孟子》一书和其它经典一样含有糟粕。例如他曾狂妄的自称救世主,他曾说:“夫天,未欲平治天下也;如欲平治天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也?”他还说:“万物皆备于我矣!”实以圣人自居。他的仁义礼智“四端”说更含浓重的唯心成份。因此,读《孟子》也需以孟子的话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的态度去判定。

 

日期:2009-6-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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